基础教育“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成长、原因分析与学生指导

——关于基础教育阶段“违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校内常态存在的研究报告

韩清林

 2024年10月8日

今年九月九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全面普及的新形势下，在校生中的“违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等六类群体的常态存在与成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不仅广泛存在于基础教育领域，有些还会延伸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不仅削弱基础，使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受损，而且还会损害龙头，高等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一、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进入全面普及之后，“违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等六类学生群体已经成为常态存在

（一）我国教育已经进入全面普及的新阶段。

按照国际上共同认可的标准，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为大众化教育阶段；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为普及教育阶段。

1990年，全国小学教育基本普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仅有66.7%；高中阶段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初级阶段，毛入学率仅有21.9%，五分之一的学龄人口才能进入高中阶段学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3.45%。到2000年，初中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88.6%，九年义务教育进入基本普及阶段；高中阶段教育依然处于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为42.8%；高等教育依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仅有12.5%。这就是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0多年间，我国基础教育虽然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但就整体来看，基础教育基本上属于选优教育，即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

2010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89.7%；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82.5%，开始接近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了26.5%。

2023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91.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这就是说，到目前，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段和高等教育，全面进入了普及教育。让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青年都享有了平等的入学机会，由全面普及进入全面提高，全国教育开启了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

到2023年，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虽然全面进入了普及教育。但由于中考、高考制度对于基础教育亦然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而中考和高考的本质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因此，到2023年谓之，我国基础教育的性质与三十年、二十年之前的性质几乎一样，即名义上的普及教育，实质上的选优教育，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依然是全国基础教育的主导倾向。正是因为名义上的普及教育、本质上的选优教育的客观存在，致使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进入全面普及教育之后，在基础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这就是“违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等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与成长。

（二）“犯法犯罪生”常态存在及犯罪率居高不下。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国教育的阶段性发展，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在发生阶段性变化。但伴随入学率逐步提高，青少年犯罪逐步由社会青少年犯罪为主，转化为以辍学生犯罪为主，进而演变为以在校生犯罪为主，“犯法犯罪生”数量不容小觑。

在义务教育尚未普及阶段，校外青少年犯罪大幅度增长。1981年全国青少年犯罪占整个犯罪人数的64%，1988年增长到75.6%。据统计，1988年-1992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人数2507247名，按1988年青少年犯罪率计算，1988—1992年间，五年间青少年犯罪189.55万人。

进入90年代，伴随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青少年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但辍学生犯罪比例上升。1990年全国青少年犯罪占整个犯罪人数的比例降低到63.5%，1993年56.6%，1996年50%，1999年42%。90年初到90年代末，青少年犯罪率下降了21.5个百分点。但在犯罪青少年中具有辍学史的所占比重却不断上升。1990年占66.8%，1993年52.96%,1996年62.5%,1999年90.57%。犯罪呈低龄化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80年代初，青少年初犯的平均年龄为16岁。到90年代，初犯的平均年龄已降低到14-15岁。

90年代和21世纪初，社会闲散青少年犯罪突出，违法犯罪青少年多数是辍学生、失学生，以及一些盲目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等。他们大多闲散在社会，无所事事，极易发生违法犯罪行为。1993年-1997年检察机关起诉人数28078612人，按青少年犯罪率50%计，青少年被公诉人数为140.39万人，其中有辍学史的按75%计算，辍学生犯罪被起诉的达到105.29万人。

2000年之后，辍学生犯罪成为青少年犯罪的突出问题。伴随九年义务教育巩固提高，高中阶段教育由大众化进入普及阶段，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青少年儿童入学机会大幅度增加，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2000年占6.52%，2001年6.68%，2002年7.13%，2003年7.93%,2004年9.17%。辍学少年成为犯罪高发群体。2006年对在押少年犯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山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一千多名少年犯中辍学生占70％左右，没有接受完义务教育而辍学的未成年人成为犯罪主体。从其辍学时的年龄来看，10岁以前辍学的占3％，10岁－13岁辍学的占23％，14岁－17岁辍学的占73％。从其辍学时学业程度来看，小学期间辍学的占26％，初中期间辍学的占57％，高中、中专、技校期间辍学的占17％。大多数孩子是在初中二年级时辍学的。这些辍学少年60％以上没有正当职业，既进不了城，又不安心务农，重活干不了，轻活、家务活又不想干，整日闲散在社会上玩耍取乐。在“辍学后具体干什么”的问卷中，有59％的在押少年犯回答是“闲着玩”。为了满足消费欲望，吃得好一点，玩得好一点，往往铤而走险，实施犯罪。青少年违法犯罪可以用“数量多、危害大、蔓延快”九个词来概括。从数量上看，全国约2.5亿学生，其中违法犯罪青少年约占青少年总数的万分之六。大城市更高，达到万分之二十点六。其中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例达70%左右。

2010年到2024年，在校生犯罪成为突出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由90%提高到95%，辍学生大幅度减少；高中阶段教育实现普及，达到了9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2023年60.2%。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青少年犯罪由校外转向了校内。这一阶段，在校学生作案逐年递增，其中以初中生居多，约占青少年作案人数的18%—22%。2019年全国青少年犯罪率统计数据表明，当前中国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其中15—16岁的少年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而15—16岁的少年犯罪大多属于在校生犯罪。青少年在校生犯罪率急剧上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团伙犯罪愈演愈烈。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残忍，大量数据表明，40%以上未成年人犯罪属于团伙犯罪。从蔓延性看，青少年犯罪模仿性强，其犯罪行为、手段相互传播，结帮成伙，同一类案例在某一地区迅速蔓延开来，重复发生。犯罪的类型复杂，他们或敲诈勒索，或盗窃抢劫，或聚众斗殴，或残害亲人，或吸毒，有的甚至是计算机犯罪。

国家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1818808人；2018—2021年，合计起诉6833587人。2019年全国青少年犯罪率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其中15—16岁的少年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而15—16岁的少年犯罪大多属于在校生犯罪。这就意味着，2019年全国青少年被提起公诉的人数达到127.31万人，其中15—16岁在校生犯罪达到89.11万人。2018年到2021年四年间，全国青少年被提起公诉达到478.35万人，其中15—16岁在校生被公诉人数达到334.85万人。这就是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犯罪人数每年达到一百多万人。每年有一百多万名在校生犯罪被公诉，十年就是一千万，初中到高中六个年龄段就是600多万人，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2020年12月，河南镇平两名13岁初中生设局杀害同学并焚尸，被羁押37天后获释。也就是在那一年年底，《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才把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下调到12周岁。2021年，检察机关对20045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同比上升3.8倍。

大量数据表明，在基础教育进入全面普及阶段后，在校生犯罪率是成年人犯罪率的两倍以上，在校生犯罪将成为一种学校教育的常态。而在校生中的“违法生”数量和比例将是犯罪生的数倍。目前的在校生违法犯罪为体比当年的辍学问题严重得多、危害社会的后果严重得多，对学生本人对家庭造成的灾难严重得多。因此，应将“违法犯罪生”群体的常态管理作为普及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霸凌生”已不是中小学的个别存在。

2024年3月10日，邯郸市肥乡区旧店中学初一13岁的王某被他的三名同班同学杀害，并被埋尸。我们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是偶然现象，但偶然中存在着必然的因素。

“霸凌生”包括霸凌者和被霸凌者。201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欺凌案1000多件，11.59%的案件受害人死亡。这些现实表明，校园欺凌严重影响了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迫在眉睫。2016年4月28日由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颁布并实施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中指出，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事件为校园欺凌。《通知》还要求各级教育机构开展自查、抽查等行动。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下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教基一〔2016〕6号，把预防学生欺凌放在首要位置，通过预防，避免类似触动底线，越过红线的事情再度发生，让伤害止血，让霸凌止息，更在于通过预防，铲除对伤害漠视，对暴力纵容的文化土壤。对弱者的善良与友爱,不仅属于学生和家长，也属于学校和全社会。

霸凌生成为学校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全世界每三个学生中就有一个曾经遭遇过校园霸凌！遭遇过校园霸凌的孩子，在学校难以融入的概率是其他学生的三倍，逃课的可能性则是两倍！这代表着校园霸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极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孩子一旦遭受校园凌霸，对他的身心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常见的校园霸凌主要有三种：①语言霸凌：叫外号或者是威胁讽刺，这种是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②社交霸凌：比如在同学之间传播孩子的谣言，或者是破坏孩子的名义。例如团结班上的其他同学，不让同学跟孩子玩。③动作上的霸凌：这就是打人或者说是吐口水，抢孩子的东西，做一些粗鲁的手势，这些都是属于校园霸凌。

最近很火的电影——《少年的你》，是一部直面校园霸凌的国产电影。这部电影真实细腻地刻画了校园霸凌的可怕，把校园暴力这个敏感的话题给摆在了大众的面前，在短短几天之内总票房突破12亿，上映第九天就成为中国影史第72部亿影片，热度一直不减。

留守儿童成为“霸凌生”，留守儿童还是“被霸凌”对象的问题愈发凸显。2024年3月10日发生的邯郸的三个初中生杀害埋尸案，四个学生都是留守儿童。被害孩子的父亲说，小光在学校就长期遭遇几人的校园霸凌， 孩子有段时间排斥上学。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2023年，我国共有小学阶段留守儿童690万人，初中阶段留守儿童396万人，合计1080万孩子处于和父母长期分离的状态。这些留守儿童，名义上由老人看管，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生活、教育、心理、安全、社会关爱等方面均存在问题，无限制、无甄别的沉迷手机内容，更加剧了上述问题。

（四）“学困生”与“后十名现象”是中小学的常态存在。

所谓“学困生”，是指那些学习成绩不理想，自律能力差的学生。他们对学习不感兴趣，上课不注意听讲，作业应付，喜欢自由，有时懒惰贪玩，甚至狂傲不羁，受了批评还当堂顶撞老师。“霸凌生”大多出自“学困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任何一个班里都有学困生，学困生的转化是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一项重要工作。

自1963年出现“学习困难”的概念后，“学困生”受到广泛关注。最初的研究注重儿童的认知加工过程本身的缺陷，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和常态化，研究者开始从全局着眼，将学习困难学生（学困生）非认知因素的探讨纳入研究视野。据研究，“学困生”一般在听、说、写、推理和数学能力的获得和使用上存在明显障碍，并伴随自我调节、社会知觉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问题。依据国内比较公认的标准，将学习困难生界定为：无明显感官障碍，但实际学习成绩与其智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的学生。习惯上，按语文、数学、外语等某一主科分类，优秀生是成绩排在前几名的学生，“学困生”是成绩排在后几名的学生，处于中间的是一般学生。

“学困生”与“后十名现象”紧密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小学期间，按语、数、外三科成绩排列，从二年级（一年级不太明显）时成绩排在“后十名”的学生，到了四五年级，大多数学生的成绩仍在“后十名”中徘徊。在小学语文、外语学习中，主要表现在听、说、读、拼写、思考等方面表现出本领不足的情形。相对于其他的学生，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知识。到了初中、高中，由于科目增多，“后十名现象”更明显，从初一下学期到初三，按语、数、外等学科成绩排列，“后十名”学生大多数始终会在“后十名”徘徊，个别学生尽管经过努力，也不会淡出后二十名。

“后十名现象”的出现，有着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当前对学校与教师的评价仍是由学生的成绩决定教师的业绩，虽然所有的任课教师都有“抓两头，带中间”的教育教学经历，而且对“两头”中的“后头”更加重视，在这些“后十名”学生的身上下的功夫也不少，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如教育评价机制的缺陷、单纯用考试成绩给孩子们排名、大班额教学（六七十个人不等）、任教班级较多等，导致这些“后十名”学生永远摆脱不了“差生”的困扰。

然而，在平时、课下和艺体课上，根本分不出哪些是优等生，哪些是“后十名”学生，怎么也不能把“后十名”学生与“学困生”联系在一起。但是只要一文化课考试，这类学生的成绩就是不理想，与其智力的期望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在当前的教育教学机制下，所谓的“学困生”一般皆出自“后十名”学生。

“违法犯罪生”、“霸凌生”大多出自“学困生”。

（五）“偏科生”已成为普及教育的庞大群体，歧视“偏科生”成为一种教育常规现象。

中小学学生出现“偏科”，正在成为十分普遍的问题。所谓“偏科生”，是指喜欢某个学科，进而把学习注意力偏向某一学科，成为“强科生”，但其他学科往往受影响。长期以来，不管是全面发展的要求，还是素质教育的概念，乃至应试教育，都强调学生要各个学科均衡发展。对于少数尖子学生来说各个学科都要学好是可以做到的。但对于普及教育情况下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要求学生每个学科都学好，却难以做到。学科均衡发展与学科非均衡发展是一对矛盾。均衡是相对的，非均衡则是绝对的。在基础教育进入全面普及阶段之后，“偏科生”的存在将成为一种常态群体。

小学生到三四年级，出现了偏科的现象。有的孩子喜欢数学，有的孩子喜欢语文，有的孩子喜欢外语，有的喜欢画画，有的喜欢音乐，有的喜欢体育。喜欢是正常现象，是应该鼓励的学习倾向和行为。“负偏科”现象则是不喜欢某一学科的学习倾向。孩子们往往因为不喜欢某一学科的老师，而产生非常厌恶这一科的学习，这就是比较明显的“负偏科”行为。孩子一旦对某一科目的学习兴趣消失了，上课就表现为漫不经心，课堂互动几乎为零，老师讲老师的，他做他的事情，被制止后也不改正反而越演越烈。小学阶段的“负偏科”现象是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初中生偏科现象较为普遍。处于初中阶段的孩子，一方面有了自己的思想、行为，开始发展自己的兴趣，并朝着自己所喜爱的方面发展；表现在学习态度上，在感兴趣的科目上下功夫更多，对不感兴趣的科目，用的时间不多，不好听讲，作业糊弄。进而造成不同科目成绩上的差异。还有的同学某个科目总是学不好，久而久之就对这个科目产生了恐惧心理和排斥心理，成绩也就越来越下降。而一旦学生出现了偏科，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帮助和引导，往往会越是偏科，越容易走入厌烦该科的恶性循环。初中“偏科现象”如此之重，首先在于，进入初中以后，课程越来越多，在语言、数学、外语三大主要课程之外，又新增了六门课程，课程的增加也将同学们分成了文科和理科两类，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由于自己的兴趣问题，导致一些学科的复习时间较短，对课程的吸收不够。如果没有合理的安排，就会产生一些偏科的情况。另外与“导师效应”有关。有不少同学，不喜欢某一门课的导师，从而厌恶该门课。在应试教育环境下，重点高中是选优教育，没有好成绩就上不了好高中，上不了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学。初中生最看重的就是分数，偏科更是初中生的“老大难”，偏科却会拖累整体的综合成绩，从而造成排名倒退。

到高中阶段，大多由于小学和初中阶段“负偏科”现象的积累，负偏科科目基础差，难以扭转学科劣势，而喜欢的学科则形成学科优势。高中阶段形成负偏科与优势学科并存的局面。这也就为学生未来的发展确定了学科专业发展方向。据河北省一项对一万五千名中职生调查，其中53.1%的学生有偏科倾向，其中男生占55.4%，女生占50.4%。尽管他们有自己喜欢的学科课程，但中考是按照总分确定录取标准，这些中职生如果能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他们喜欢的学科会成为优势学科，说不定到大学会成为某一学科的专业人才。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学阶段形成了“歧视偏科生”教育倾向。中小学冒出来的文科尖子生、理科尖子生、外语尖子生、音乐尖子生、体育尖子生是国家未来的宝贵财富。因为这些“偏科生”已经因为天赋特长、兴趣爱好等因素，已经形成了学科优势。而优势成才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但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下，中考、高考按照总分录取，班级、学校的升学率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在中小学普遍存在“歧视偏科生”现象。“其实偏科生”

（六）“焦虑抑郁生”正在成为极端应试大环境下中小学生中的普遍现象。

2015年上海市初中生焦虑抑郁情绪现状调查，随机抽取上海市郊区2个区/县和城区4个区共6所学校1597名10～17岁初中生，采用7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9项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HQ-9）以及一般资料调查表，分别测量其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学生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分别为16.4%和17.2%。不同年级、性格、学生成绩、父母教育态度具有一致性。

2016年10月，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对3355名中小学生进行心理测评，有焦虑情绪的儿童833人，检出率24.8%，有抑郁情绪的儿童466人，检出率13.6%。青少年儿童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较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从小学到高中，随着年级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2021年1月13日，国内心理咨询平台发布《2020大众心理健康洞察报告》，受访青少年（12-18岁）最大的压力来源为考试压力，22.85%的青少年有过抑郁情绪感受，近四成青少年不愿上学的原因是担心考试成绩不好，参与调研的青少年中，有半数表示自己有一些压力，其中37.23%的受访者表示其压力程度在中等以上。整体而言，占比最高的压力来源为考试压力，约一半青少年表示自己有考试压力，且备考年级（初三、高三）的受访者考试压力明显高于其他年级。高中生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以及对未来感到迷茫而感受到压力的比例，明显高于初中生，且随着年级的增加，占比逐渐升高。37.97% 的青少年不愿上学的原因是担心考试成绩不好；超过40%的高中生认为对未来迷茫是其压力来源之一；抑郁情绪方面，22.85%的受访青少年有过情绪较为低落、悲观、对事情提不起兴趣、感到无意义等抑郁的情绪感受，其中3.8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经常有抑郁的情绪感受。

太原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告诉记者，原来一届学生里有一两个抑郁症患者，现在每个班都有一两个因为抑郁症而休学的。去年学校仅高二年级1300多人中，就有15人因抑郁不能正常上学。他们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从初中开始就已存在。

2020年心理健康蓝皮书就公布了一则名为《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关于学生抑郁检出率公布：小学10%、初中30%。我国小学阶段的学生中，检测出抑郁症的比例占到了10%，其中患有重度抑郁症的人数占到了1.9%到3.3%。初中生似乎更为严重，抑郁症检出率高达三成，且重度抑郁症的检出率为7.6%至8.6%。报告指出，在患有抑郁症的学生当中，绝大多数是女生，而且非独生子女的抑郁程度也要高于独生子女。目前教育部已经将抑郁症的筛查纳入体检。

考试焦虑是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河北省一项包含一万五千名中职生调查表明，51.5%的中职生有考试紧张、焦虑情绪，其中男生46.5%，女生57.6%。

（七）“近视生”世界排名第一。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 2018年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0%，初中生为71.6%，高中生为81.0%，近视防控任务艰巨。

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高达52.7%，较2019年（50.2%）上升了2.5个百分点，其中6岁儿童为14.3%，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 高中生为80.5%。近视学生中，有10%为高度近视，而且占比随年级升高而增长，在幼儿园6岁儿童中有1.5%为高度近视，高中阶段达到了17.6%，高度近视的危害仍不容忽视。

教育部大数据监测显示，2021年上半年学生近视率 比2020年底增加了11.7%。其中小学生近视率增加了15.2%、初中生近视率增加了8.2%，高中生近视率增加了3.8%。一组组严峻的数据再次给儿童青少年视觉健康敲响了警钟。

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城市学校的学生近视率高于大城市，地级市学校的学生近视比例69%，高于直辖市/省会城市学校学生56%；民办学校学生的近视率高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学生近视比例74.0%，比公办学校55.7%高18.3个百分点。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称，中国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小学生的近视率也接近40%。相较之下，美国中小学生近视率在10%左右。德国学生的近视率一直控制在15%以下，澳大利亚只有1.3％。世界顶尖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学龄期儿童青少年群体中，近视和高度近视高发流行。据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从小学到读完初中，高度近视增加20倍。而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14亿人口中有多达6亿人存在近视问题。我国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70%，并在逐年增加，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

那么，到底是什么“绑架”了孩子的视力呢？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学生竞争激烈，很多孩子在眼睛尚在发育的阶段就过早地进行系统阅读。沉重的课业任务，是导致学生近视率猛增的第一杀手。国家卫健委在2018年下半年对覆盖全国、各年龄阶段的104.82万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监测。据监测发现，我国学生近视相关危害因素广泛存在。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等不良用眼行为普遍存在。调研数据表明，67%的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足2小时，29%的学生不足1小时，接触自然光的机会减少。73.6%的中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达标，课后作业时间和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眼部肌肉长期得不到放松，产生视疲劳，增加近视风险。以上因素对近视高发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是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影响因素。

近视虽是慢性病，但危害大。近视除了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还将产生持续的矫治费用，加重贫困家庭经济负担。近视通常伴随散光、青光眼等其他症状，高度近视有眼底黄斑、视网膜脱落等多种并发症，增加学生成年后患白内障的概率，严重时会导致失明。高度近视可能会导致严重并发症，如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青光眼等，这些疾病的发病率会急剧升高，严重者甚至会致盲，且不可逆转。

调查显示，小学和初中阶段是我国近视防控的重点年龄阶段。高三学生高度近视不容忽视。高三年级学生高度近视，也就是近视度数高于600度，在近视总数中占比达到21.9%。我国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度近视高发等问题，严重影响我国人口素质，制约教育强国、健康中国远景目标的实现。中国近视高发、早发，不仅是健康卫生问题，也影响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未来。目前，近视防控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近视度数超过600度，就是高度近视。2015年相关数据调查发现，我国约5.8亿近视患者中，其中高度近视患者占比6.3%（8700万人）。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提升到13.0%，即1.75亿人。高度近视量大面广，可致盲，我国已成为高度近视的重灾区。高度近视常可导致永久性视力损害，甚至失明，是我国第二大致盲原因。

高近视率已经给我过的国防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高三毕业时候，不少学校近视人数几乎高达8-9成，而且学习拔尖的学生几乎找不到几个视力正常的。战斗机飞行员的视力向来要求很高，1.5是多年的常态，原来定的2.0鹰眼指标越来越不适应需要。目前，中国海空军飞行员视力标准降低到0.8 。飞行员的新时代到了：学霸为王，智力为王！如果依然坚持原标准的话，只有一个结果，过半先进战机将找不到驾驶员！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几十万员工辛辛苦苦打造的尖端武器，最终找不到合格的操纵者，真是巨大的悲哀。

二、“六类学生群体”常态存在的主要原因及国家对策

（一）由选优教育进入普及教育，“违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等四类学生群体从流向社会转变为留在校内。

原因分析：

几千年来，教育一直处在选优教育阶段，接受教育的人是极少数，教育的目的是把那些适合教育的优秀学子选拔出来，让他们接受高一级教育。因此，只有那些素质优良而且家境富足的孩子才能接受教育。孟子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孟子·尽心章句上》）。意思是说，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并把他们培养教育成真正的栋梁。选优教育思想作为几千年国内外传统教育的主导思想，一直在教育领域占有统治地位。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形成的应试教育思想就是典型的选优教育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基础薄弱，从新中国成立到199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直在5%及以下，2003年才超过15%，进入大众化。高中段教育毛入学率直到2005年才跨过大众化门槛。从1949年到1990年间，中国教育长期处于选优教育阶段，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成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重点中小学，通过小升初和中考，以及辍学等手段，将那些不适合教育的孩子都刷下去了，淘汰掉了。“犯法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也都通过各种手段被排挤出学校。青少年犯罪等等都留给了社会。

现代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是班级授课制。班级授课制的优点是一个老师教30—50名学生，统一课程，统一事件，统一进度，统一要求，统一考试评价标准。好处是进度快、规模大、效率高，方便老师的教学。但弊端是齐步走，难以适应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发展，难以做到“因材施教”，特别是对于一些基础差、智力偏低的学生，教师难以做到个别指导，个别帮助，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学困生”“偏科生”现象。这种现象在小学阶段开始显现，到初中学科增加、课程难度增加，“学困生”“偏科生”现象普遍存在。在选优教育时期，通过选拔考试，小升初、中考把那些“学困生”“偏科生”都淘汰了，或者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将这些学生分流出去了。普通高中的主要是优秀学生，或中等以上学生。但进入全面普及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义务教育，不允许淘汰学生，中职与普高实现融合，所有的“犯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等六类群体就成为学生成长的常态。

从未来的大学教育看，现在高考和大学教育早已改天换地，每年1000多万高考考生，大学录取率在80%以上，大多数学生都能进入大学。大学已不是精英教育，是大众化普及化的教育。读大学已经没有那么神圣，上大学可能才是真正竞争的开始。在大学不只是学习课本知识，还要参加职业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各种期末考评，考各种职业证书等等，这还只是基本活动。毕业季开始大学生要参加各种找工作的考试和面试，毕业前几个月大约需要参加3—5场考试，这些考试很多同学可能会持续3—5年。目前在中小学出现的六类病态学生群体，伴随高等教育的普及，将成为高等教育的常态教育现象。

对策建议：

学校要对根本解决“六类学生群体”担负起责任来。

（二）选优教育体系和应试教育制度导致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学习压力过大，是导致上述六类学生群体长期存在并逐步加剧的主要原因。

原因分析：

国家对减轻中小学生压力可以说一贯重视。建国以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重要文件。

1955年7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文件，为中小学生减负。该文件称，1954年之后，学生负担过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学校负担比小城市和农村的学校重，中学比小学重，高年级比低年级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时间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

1964年2月，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为中小学生“减负”写了一封信，被送至中央。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这就是现代教育史上有名的“二月来信”。当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1964年5月4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质量的报告》

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十条举措。文件明确指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当前许多小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引导小学教育工作者端正教育思想，坚持全面育人，在提高教育质量上下功夫。

1993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教基〔1993〕3号，以下简称《指示》），明确指出：“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单纯以学科考试成绩或升学率高低评价学校和教师，不得给学校，学校也不得给教学班和教师下达学生考试成绩或升学率的指标；不得以此排列学校、教师、班级的名次，也不得以此作为评价他们工作好坏、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学校、教师不得按学生考分高低排列名次、张榜公布。”其主要精神也适用于普通高中，要求认真执行，条条落实。

199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文件指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全社会普遍关心而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国家教委制定了若干规定，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目前在相当一些地方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仍较严重，必须高度重视，切实予以解决。文件指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突出表现在，有的学校随意增加课时，超纲授课，作业量大，考试频繁，资料泛滥；社会上各种竞赛、奥校、奥班、读书、评奖等活动名目繁多；一些领导部门向教育部门和学校下达升学指标等。这些做法，严重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扭曲了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剥夺了儿童少年的童心与乐趣，严重阻碍着儿童少年全面地、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制约了基础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教育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思想不端正，没有真正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在人才观、质量观上存在片面认识。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已成为推行素质教育中刻不容缓的问题。要切实认真加以解决。”

2000年1月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指出：学生负担过重现象至今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有的地方甚至还相当严重，已成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严重障碍，也直接影响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形象。主要内容包括：任何部门、团体、机构、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小学生统一购买教材以外的教辅材料、图书、报刊和学生用品，更不能以此作为考核、评奖的依据。学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课程计划……下午可以活动和做作业为主。……不得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和寒暑假组织学生上课，更不得收费上课、有偿补课。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一小时以内。除语文、数学外，其他课程不得组织考试。小学生学业成绩评定实行等级制，取消百分制。

2013年8月，教育部出台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比如包括：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从四年级开始，除语文、数学、外语每学期可举行1次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统考。每门课每学期测试不超过2次。考试内容严禁超出课程标准。学校和教师不得在课余时间、寒暑假、双休日和其他法定节假日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试图打破“学校减负、社会加负”和“教师减负、家长加负”的怪圈。

2014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对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陕西共十个省份义务教育学校规范办学行为情况督查巡视的结果显示，一些学校仍然存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没有划片就近入学、对考试成绩进行排名并张榜公布等办学不规范问题。督查发现，在招生入学方面，有的学校没有做到划片就近入学，仍采取面试、选拔性考试或其他方式选拔学生；在课程安排方面，有的地方对义务教育学校总课时和语文、数学周总课时的规定超过国家和省里的规定，有的地方音体美课程等开设不足，少数学校未能全面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要求；在考试评价方面，少数学校对学生考试成绩进行排名并张榜公布，一些学校在考试成绩呈现方式上还没有实行等级加评语，个别学校考试次数和科目超出国家规定；在教材教辅方面，少数学校学生课业负担依然较重，部分初中学生反映书面作业、练习试卷、教辅材料较多；在作息时间方面，一些学校要求寄宿学生早上五点多起床，作息时间安排不尽科学合理，有的学校则利用周末组织学生上课。

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截至2018年10月，全国摸排到校外培训机构400532所。实际辅导班（机构）的数量远高于排查数字，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又一次成为社会共识。

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要求发展素质教育，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和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

2020年5月9日，教育部网站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要求依据负面清单严肃查处超标超前培训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

2021年，为减轻中小学学业负担！中央出台重磅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尽管国家发布了一系列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规定，但为什么久治不愈、久制不止呢？原因在于国家的高考制度，在于国家的应试教育制度和体系。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教师为事务而操劳，关注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显性成果，忽视、淡漠的恰恰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即使在改革开放已40年的今天，依然存在着教育者心目中有教书无育人、有知识无生命，不真正把学生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来看待的问题。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是50年代初形成的选优教育体系和应试教育体系。尽管目前的教育进入了全面普及阶段，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考试制度等依然是应试教育体系，我们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应试教育上，依然按照选优教育的思路和方法来认识和管理中小学教育，依然仅仅重视那些适合选拔的优秀学生，“犯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依然不被重视。那么，六类学生群体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虽然全面进入了普及教育。但由于中考、高考制度对于基础教育亦然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目前的中考、高考制度是在五十年代形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完善成熟起来的考试选拔制度。这种中考和高考制度的本质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即选拔优秀生，淘汰学差生。尽管我国基础教育已经实现了全面普及，但由于中考、高考制度的刚性固化，我国的基础教育的所谓普及教育，仅仅是名义上的普及教育，实质上依然是选优教育，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依然是全国基础教育的主导倾向、主流倾向。正是因为名义上的普及教育、本质上的选优教育的客观存在，致使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进入全面普及教育之后，在基础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这就是“违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等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与成长。

汉代大儒董仲舒曾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 道亦不变。”但反过来说，应该是“天变，道亦变”。天与道的关系，是客观事物存在现状与事物内在本质、规律以及人们的正确认识和对策。天不变，事物的本质、规律不变，人们的认识和对策也不变。天变了，事物的运动规律也在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和对策也应改变。与时俱进是社会发展改的的基本规律，也是教育的基本规律。教育发展的数量、规模、性质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但教育考试选拔制度却依然不变，这就必然违背教育发展规律。我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全面普及阶段，但适应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的中考、高考制度依然不变。这种中考、高考制度就必然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片面应试教育屡禁不止，学生负担过重久治不愈，“六类学生群体”常态化存在，以考试分数和升学率作为教育评价标准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变，等等，等等，一系列基础教育问题、基础教育痼疾的根源都在中考、高考制度。如果依然满足于中考高考的所谓公平效率，不惜牺牲损害着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种教育决策的短视病罪莫大焉！

“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是建设教育强国的软肋。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必须根本改变选优教育阶段形成应试教育制度和体系，把教育思想真正转到普及教育的轨道上来。选优教育和普及教育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教育、不同轨道的教育，普及教育不能再走选优教育的轨道。教育轨道不转变，教育强国建设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学习高压考试高压导致的“六类学生群体”常态存在的情况下，建设的所谓教育强国只能是虚假的教育强国：“高压引发的犯罪病”、“高压形成的精神病”、“高压造成的近视致盲病”久治不愈，病入膏肓。只有把教育强国建设真正转到普及教育的轨道上来，根本改革中考、高考制度，扭转片面重视优秀生的做法，把转变“六类学生群体”作为教育的重点和难点来对待，教育强国建设才能真正实现。

（三）青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成长发育阶段，动物性成长与人的社会化发展的基本矛盾与应试教育大环境长期结合而形成的教育丛林法则，导致“违法犯罪生”“霸凌生”长期存在。

原因分析：

2019年公布的资料表明，当前中国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其中15-16岁的少年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已被国际社会列为世界第三大公害。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一是犯罪年龄低龄化。据统计，某地区1998年以来14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41.7％，其中刚刚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13.5％。二是犯罪类型多元化。青少年犯罪类型越来越多，主要有盗窃、抢劫、伤害、敲诈。此外，杀人、强奸、绑架等恶性案件也时有发生。在校生犯罪案件中，盗窃、抢劫等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的犯罪占突出地位。三是犯罪手段成人化。十几岁的孩子作案前精心策划，作案后伪造现场，一些从报刊影视上学到的反侦查手段被频频使用，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了明显的成人化、智能化特点。四是犯罪方式团伙化。据统计，60％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属于团伙作案，纠集多人，相互利用。

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时，往往归结到社会、家庭、教育等原因为主因。但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70%，为什么15—16岁未成年人占青少年犯罪的70%，为什么青少年犯罪是成年人犯罪的两倍以上，两个70%说明了什么？一些调查表明，从14岁开始犯罪人数逐渐增加，15、16、17、18岁是犯罪的高峰，约占犯罪青少年总人数的69.7%。而20至25岁，犯罪人数又逐渐下降。由此可见，13岁至20岁这个年龄段非常关键，如果引导不好，很可能酿成终生悲剧。

导致青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内因为主，还是外因为主？

任何事物存在发展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内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社会、家庭、教育都是外因，但青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内因是什么？

青少年儿童违法犯罪的内因在于青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人的动物性成长与人的社会性成长的基本矛盾，人的动物性成长得不到有效抑制，人的社会性成长得不到有效指导，其动物性本能自发膨胀而导致违法犯罪。

青少年儿童动物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的矛盾是青少年成长的主要矛盾。首先，人是动物的人，青少年儿童成长是动物性成长转化为人性成长的社会化过程，是动物性成长与社会化成长双双推进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动物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两者存在于青少年成长发展的统一体中。这一对矛盾又对立，又统一，成为青少年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基本矛盾。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社会化成长应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人的动物性成长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人的社会性不断制约、规范、转化、消融人的动物性，相应的动物性特征逐渐减少，逐渐完成人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健康的有道德守纪律懂法律的社会公民。伴随儿童少年生理发育，影响社会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情绪和情感发展、道德规范认知发展，以及动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交替发展。动物行为是本能行为，是由需求发生的自发性行为。人的动物性成长向人的社会性成长转变过程，是人的社会性规范不断抑制、规范、消解动物性本能，而实现人的社会化自主发展的过程。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一般集中在14-20岁。此时正处于少年期或刚进入青年初期，这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发展急剧变化的时期，也是童年向成年过渡的时期。他们虽在生理上、心理上发育很快，但还未成熟，处在半幼稚半成熟、半儿童半成人、半兽性半人性的状态，充满着独立性和依赖性、成熟性和幼稚性、动物性和社会性错综复杂的矛盾。

第一，青少年儿童犯罪，大多是动物性本能膨胀导致的犯罪。青少年儿童动物性成长的过程是动物本能的成长，是兽性本能的成长。青少年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首先发育的是动物的天性。动物本能成长来源于动物生存、发育、发展的本能需求，需要食物，需要群体伴随，伴随性成熟，有性交配的需求。动物界奉行的法则是丛林法则，即自然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律法则。首先，动物生存发展需要食物，动物对财产没有私有制观念，谁能拿到就是谁的，谁能抢到就是谁的，青少年为什么盗窃、抢劫案件等侵财型犯罪占较大的比例，原因就在青少年儿童的财产观念很模糊，他们没有认识到不劳而获侵占别人财务是不道德违法的行为；动物需要群体伴随，群体性存在是动物的生存本能，青少年团伙犯罪是其群体生存本能体现；青少年强奸案较多，原因在于动物性成熟后性交需求恶性膨胀，得不到有效抑制。

动物的丛林法则奉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这种动物的天性与人的社会性规范格格不入。人的社会化就是要把青少年的动物性转化为人的社会性，其关键在于把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规范、纪律规范、法律规范内化为青少年的个性品质，使他们由动物的人变为社会的人。但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总有一些青少年不服从管教，膨胀自己的动物性，打人、杀人、抢劫、偷盗、强奸等犯罪，甚至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团伙犯罪。校园霸凌就是青少年儿童兽性膨胀的极端表现。对于自我意识不健康的青少年，在纷繁的社会现象和大量社会信息面前，易受外界的诱因直接引起的欲望所驱使，强烈追求私欲，造成种种不计后果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在青少年社会化人形成长过程中，由于生理、心理发育的不完善，也容易导致犯罪现象发生。一是渴望独立的心理。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希望摆脱家庭和学校的束缚，独立自主，这种心理如果引导得当，孩子就会积极向上，心理健康。反之，则有可能与社会对立，与他人对立，最终走向犯罪。二是喜欢独立思考却又经验不足。少年人思维活跃，爱独立思考，由于经验有限，他们很容易颠倒是非、从而走上违法之路。三是情感强烈又不稳定。易激动、情感强烈是少年时期的又一心理特点。引导得当，他们就会见义勇为，公而忘私。引导不好，则可能轻举妄动，违法乱纪，还自以为是“英雄壮举”。四是逐渐成熟的性意识。青春期的性成熟必然使少年关注异性、爱慕异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不加强品德教育、法制教育，并受到淫秽书画的不良影响，就可能在神秘感、好奇心的驱使下产生性犯罪行为。 经分析，有几种心理在少年犯罪中比较常见：逆反心理、模仿心理、意气心理、报复心理、利己心理。

第三，在应试教育大环境里，过分推崇丛林法则。中国应试教育的教育本质在于选拔，大多数家庭，需要通过不断努力，接受更好的教育，占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以保证绝对的优势和可持续的竞争力，这样的结果是教育资源的分布更加不均衡。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法纪教育办法不多；教育教学脱离学生实际。特别是学校过分强调竞争，“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两眼一睁，开始竞争”，极端应试名言成为许多学校的名言警句，很多父母过分强调丛林法则，喜欢用洗脑式的期待，去给孩子施压，如：你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不如你，你才是最棒的；爸妈给你的教育永远是对的，别人说的话都是错的；你不能放弃，不能失败，否则爸妈会对你失望的。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会为了实现学校的竞争目标，达成父母的期望，而拼命努力，甚至为了结果而不择手段。在家庭社会领域，过分强调丛林法则，崇尚权力的斗争，而不关心孩子的内心成长和长远发展，孩子不仅不能成为真正的精英，还有可能身心发展不健全，精神痛苦，藐视生命，僭越法律尊严。过分推崇丛林法则，会导致孩子漠视生命。

第四，不良社会、家庭影响问题。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不良社会因素很多。西方一些腐朽思想和没落的生活方式；影视上有不顾社会效果宣扬低级趣味的东西；各种渠道进来的淫秽、暴力的书刊；此外，社会违法犯罪团伙的诱骗、教唆、威胁、对缺乏分辨力的青少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诱惑力、侵蚀性。青少年社会化能否顺利，很大程度取决于家庭环境。有的学者认为，青少年犯罪的病因植根于家庭，病象显于学校，病情恶化于社会。父母的隐蔽的不道德和残暴的行为，使子女暗中模仿。

对策建议1：加快学校违纪处罚立法，国家尽快制定《学校违纪处分条例》。

纪律惩罚缺失是立德树人教育的软肋。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现行法规性性文件中，只是在2006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21号令）第五十三条规定高校学生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普通中小学和职业学校没有违纪处罚规定。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仅仅注意到道德与法律的规范作用，但道德与法律相差很远，这中间的空白点就是纪律规范。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只重视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作用，但道德管不住，法律管不着，纪律管理被忽视，纪律处分立法是空白。公务员有纪律处分条例，党员有纪律处分条例，唯独学生、教师、校长没有违纪处罚管理规定。学生违纪违法后只有说服教育，只有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惩戒，没有惩罚，不能触及灵魂。学生就不知敬畏，没有戒惧，做事九没有底线，无所不为，由违德走向违纪，由违纪走向违法，由违法最终走向犯罪。违德是起点，违纪是重点，违德、违纪管不住，等到违纪、犯罪再去管，就很难管，很难转变了。违德、违纪管严了、管好了，违法犯罪就会自然控制减少。而违德、违纪，必须强化纪律管理、纪律约束、纪律处罚，这是防止中小学生违法犯罪的治本之策。通过道德学习、纪律管束、法律教育，进而成为懂道德、遵纪律、守法律的人。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如果缺乏家庭的爱，遭受家庭和学校、社会的暴力，缺乏管束，社会化人性成长受到抑制，相反动物性本能需求和特性得到膨胀，就会成为罪犯。这一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是青少年儿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深层次主要原因。

法律和纪律的生命力在于强制力、惩戒力，在于对违纪违法行为追究责任，进行处罚。目前我国的违纪处分规范主要有公务员行政处分和党员的党纪处分，违法犯罪惩罚规范有行政处罚、治安处罚、刑罚处罚。我国现行的纪律处分规范和违法犯罪处罚规范都很细很严。如《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及其《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实施细则》对公务员的违纪处分很细很严，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更细更严，全文一万七千多字，重在立规,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犯的纪律规则。而行政处罚、治安处罚、刑罚处罚更细更严，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

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不讲法纪，就不知道如何做人；不守法纪，就难以成为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缺失法纪约束，松懈法纪管理，薄弱法纪训诫，忽视法纪处罚，放松法纪教育，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通病大病，也是学校立德树人的软肋，更是长期以来青少年在校生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学校霸凌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的新形势下，在校大中学生违法犯罪常态化，中小学霸凌案件经常化，学生打骂老师伤害老师屡有发生，大中小学校教师校长违纪违法屡见不鲜。推进学校纪律管理法制化，强化学校违纪处罚，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对策建议二：全面建立“新民学校”、“工读学校”制度，强化严重违纪和违法学生的惩戒性专门教育。

目前每年在校生犯罪被公诉人数超百万，严重违纪和违法学生数量三、四个年度人数会达到上千万。满足这么大数量学生的专门化改造教育，没有普遍建立的专门惩戒教育机构难以解决青少年犯罪这一世界性难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德治、礼治、法治并行，以礼治为中心的文明古国，“德主刑辅、礼法合治”造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恢复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对德治、礼治、法治并行、以礼治为中心的治理传统进行创造型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教育领域全面推行道德治理、纪律治理、法律治理，把纪律治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以德治校、以纪治校、依法治校相结合,围绕校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划出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不可触犯的纪律规则。加快学校违纪处分立法，建议国务院尽快制定《学校违纪处分条例》。《条例》规定的处分对象应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教师、职员、工人。作为公办、民办学校的教师和职员应按照公务员纪律处分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行政处分规范。非义务教育学生违纪处分应设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设开除，设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专门管教等处罚类别。

2017年12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教督〔2017〕10号）明确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对学生欺凌治理进行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牵头做好专门（工读）学校的建设工作，是学生欺凌综合治理的牵头单位。”根据这个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县和市为单位，取《大学》“在亲民”之意，变“工读学校”为“新民学校”，重在教育，而非劳动改造。由教育部门主管，公安司法部门配合，以公办为主，也可民办。凡是受到“记过”、“留校察看”的学生，都要强制性送到“新民学校”进行三个月到半年、一年的惩戒式教育。表现好的可提前回本校学习。县域范围内此类学生到县办“新民学校”就读，城市市区此类学生到市办“新民学校”就读。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都实行缴费上学，对“新民学校”教师、职员实行特殊津贴制度。非义务教育阶段以省辖市为单位设置工读学校，对留校察看处分以上学生进行强制性管制教育。全国初中高中每年有120多万在校生被公诉，严重违纪和违法学生是被公诉学生的数倍，应该接受强制性惩戒教育的学生总数会接近千万，不办强制性惩罚专门学校怎么得了。多年以来教育部门推卸责任，把责任推给了公安、司法部门。当在校生违法犯罪成为主体的情况下，教育部门必须承担起强制性惩罚专门教育的责任。

法纪育人心知敬畏，知敬畏方能行有所止，才能保障不违纪不违法，法纪育人是立德树人的正行保障工程。树欲直长必修枝杈，人欲正行必受管教。惯常的说服教育不疼不痒，触及不到灵魂；没有违纪训诫，不讲违纪处罚，就使学生不知羞耻，不懂敬畏，不感戒惧，从而不守底线，无所不为，久而久之，由违德到违纪，由违纪到违法，由违法到犯罪，屡教不改，步步堕落，最终走向犯罪深渊。如果在学生违德违纪的每个环节都进行触及灵魂的纪律训诫、纪律惩罚，知羞愧而反省感悟，知羞耻而知错改过，防范于未然，惩处于初犯，知耻而后勇，可避免学生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纪者，人之所依，所以正身者；法者,国之所依，所以治世者；纪行，违纪则必究；法立，有犯而必施。师生常存敬畏法纪之心，长存戒惧违纪之感，心存敬畏，则行有所止；心有戒惧，则改恶从善；以敬畏之心待师，则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立德树人，应引导学生树立知耻之心、敬畏之心、自律之心、改过之心，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上找差距。不畏法纪则胆大妄为，从其所欲终祸其身。

（五）中小学英语课时数量过大、课程标准过难、课程地位过高，不仅是“学困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产生的重要原因，而且是一些青少年产生崇美亲美思想倾向的重要根源。

原因分析：

中小学英语难：难在国家确定的课程标准过高、学习容量过大，课时学习安排极不合理，高考标准过高，大学四六级考试目标难以使学生全员达标。

2017年国家规定的英语课程标准是，从3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其中1、2级为小学课程标准，2级是6年级结束时应达到的基本要求；3、4、5级为初中课程标准，第5级为9年级结束时应达到的基本要求；6、7、8为高中课程标准，第8级为高中毕业的基本要求。第9级市外国语高中毕业时应达到标准。三、四、六、七级为第二、五、八级之间的过渡级。过渡级别的设置既有利于对各层次教学的指导。3年级到12年级每个年级英语课时144—180,10个年级总时数1440——1800课时；其中小学阶段合计576——720学时；初中阶段也是432——540学时，合计7年义务教育阶段1008——1260学时；高中阶段三年合计432——540学时。每周4个学时，合计3年级到12年级学英语的实践就是360——450周。

与韩国中小学英语相比，我国英语的难度素数是韩国的数倍之多。韩国的国民共同教育阶段是10年，从3年级开设英语，韩国的3年级4年级英语分别为34课时，每周平均1学时；5年级、6年级分别为68学时，平均每周不到2学时；7年级、8年级分别为102学时，平均每周3学时；9年级、10年级分别为136学时；每周接近4个学时；合计7个年级680学时。高中普通科加大了英语教学时数，在11年、12年级，开设英语1：136（8单元），英语2:136（8单元）；英语阅读：136（8单元）；英语会话：136（8单元）；英语作为136（8单元），合计680学时。韩国从3年级到12年合计开设英语1360学时。

按照可比因素相比较，中国小学四个年级共开设英语课程576——720学时；韩国国民共同教育阶段3、4、5、6等前4个年级合计开设英语课程204学时，中国小学阶段开设英语学时数相当于韩国的2.82倍——3.53倍。中国初中阶段三个年级公开是英语432——540学时；按照可比因素计算，韩国国民共同教育阶段7、8、9等三个年级合计340个学时；中国初中阶段三年开设英语课时数是韩国的1.27倍——1.59倍。而相应的高中阶段，中国三年英语依然是432——540个学时，但韩国在相应的三年高中阶段却大大增加了英语选修课总时数，合计为916学时，但绝大部分是选修。

我国中小学最难的第一个学科就是英语。小学四个年级每周四个学时，小学阶段需要完成国际英语标准的1、2级，需要掌握600——700个单词和50个左右的固定搭配。而三年初中阶段却要修完国际英语标准的3、4、5级，需要学会使用1500——1600个单词和20——300个固定搭配。在小学阶段就会产生一批英语学困生，到初中阶段，短短三年却要掌握相当于小学阶段2.5倍的教育内容，同时初二增开物理，初三增加化学，八年级由8门课程。为什么初中成为“学困生”“辍学生”“偏科生”“焦虑抑郁生”“犯法生”“霸凌生”的高发期，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过于难、过于深。再加上高水平大学高考英语标准过高，985大学英语：要求达到A级以上（135分以上）才具有报考资格；211大学英语：要求达到B级以上（120分以上）才具有报考资格；非211一本英语：要求C级以上（105分以上）才能报名。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继续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英语难导致的我国基础教育畸形发展的状况将会延续相当长时间。

按照国家新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育部在《答复》文件中，明确了小学各科目课时比例有标：语文20%—22%，数学13%—15%，体育与健康10%—11%，外语6%—8%，等等。小学外语时数大幅度降低，但如果初中、高中和高考命题，以及高考英语分值和标准不改变，中学阶段英语将更加困难。

对策建议一：

参照韩国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大幅度降低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的难度，大幅度减少中小学英语的授课时数。

英语是工具，多掌握一门是好事，但一味提倡英语，坚持中小学英语课程实行九级标准，过高的课程标准和过多的法定课时，使英语成为中小学过重的课业负担。如果我国中小学英语也采用韩国的做法，韩国小学四年初中三年合计544个学时，我国小学四年初中三年合计1008—1260学时，我国相当于韩国的两倍多，英语课时砍掉一半，课程标准相应降低，学生负担会大幅度下降。联合国六种通用语言，我们偏偏钟情于英语，大学强调四六级英语考试，成年人职称评定强调英语过关考试，把英语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践表明，80%以上的中国人用大量时间学英语，最后一点用处也没有。这种片面的过分偏重英语的国家课程政策，不仅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遗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且对中国人造成一种误解、一种误导、一种偏向，即片面的亲美亲英倾向。

因此，中小学英语课程政策的危险不仅仅在于导致课业负担过重，更大的问题是导致青少年崇美亲美的政治倾向。这种崇美亲美的英语教育政策不改变，就使英语教育成为逐步西化的催化剂。

对策建议二：

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教育部、劳动人事部重新研究审核国家的英语教育政策、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四六级英语考试政策、各级各类职称的英语考试标准。参照韩国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课时计划，大幅度降低小学、初中英语课程难度和授课时数，义务教育品德与法治课程改为“中华文化与道德纪律法制”，中小学主课由语文、数学、外语三个学科，转变为语文、数学、中华文化与道德纪律法制三个学科，把减下来的课时放在增加加到“中华文化与道德纪律法制”上。

（六）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情况下“偏科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

偏科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群体。在当前的教育制度下，这类学生毫无疑问是非常吃亏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小学是不存在偏科生的，或者说不存在真正的偏科生，偏科是从初中开始逐渐出现的。

第一种偏科是偏理科，也就是理科成绩非常高，但文科极其烂。这种情况多见于男孩子。这类学生基本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非常聪明，理解力超级强悍。但记忆力相对来说就有点弱。

这类学生基本是靠天赋吃饭。遇到要背诵的，要花大量时间记忆的东西，都本能的逃避，能拖则拖，甚至数学公式也是一样，基本不会去死记硬背。但非常吃亏的是他文科不是普通的烂，两项一平均总分基本在平均分以下，中考文科超常发挥勉强进入一个不错的高中，但高中化学要记忆的东西一样有很多，高考自然就名落孙山。非常可惜。

第二类则是反过来的，文科强悍，理科非常烂。一般多见于女生。这类偏科生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努力的，而且也有很好的学习习惯。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理解力，逻辑能力，甚至空间想象能力较弱。这类学生努力程度足够，但限于天资，很难走到顶尖的位置。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基本都有葵花宝典。之所以说是葵花宝典，是因为这个秘籍先天就有缺陷。它只记录各种题型，各种解法，但在解题思路上是欠缺的，无法真正让他们融会贯通。这类的文科偏科生和上面的理科偏科生截然不同。他们自己能做的已经做到了极限，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这部分孩子可能是偏科生里面最难受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尽力了，能做到的都做了，

第三种偏科，是其他都好，就是某一门课烂到极点。这类学生可以说是文理都强，但偏偏有某门课非常烂。不是普通的弱，是弱到了极限。按照道理，这部分学生在理解力上没有一点问题，记忆力也不差，学习习惯，学习方法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偏偏有门课学得这么烂，按照道理完全讲不通。

唯一的理由是这些学生对这们课完全没有感觉，或者说从内心中排斥这门课程。心理学中有个排斥现象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排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排斥，具体表现为不喜欢这门课程，甚至是厌恶，看书看不进去，只要和这们课有关的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兴趣，学习效率差到极点。

对策建议：

要正确看待偏科生问题。马云是一个偏科生。马云在中小学时代，确实是个顽童。他是在父亲的拳脚下长大的，经常跟一群孩子打架，但没有一次是为自己，全是为了朋友。最厉害的一次是被打得缝了13针，挨了学校处分，被迫转学。

马云的数学虽然极差，英语却奇好。上初中时，马云就当上了英语导游，骑着自行车带着老外满杭州跑。

第一次参加高考，数学只得了1分。他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上大学的料，只好去打工。第二次高考，数学考了19分，仍然没有成功。第三次高考数学考了79分但他的总分仍然属于专科线，离本科线还差5分。

幸运的是，就在马云准备进杭州师范学院读专科时，该校的英语本科专业由于升本时间不长，招生没有满额，于是，歪打正着，英语成绩最好的马云摇摇晃晃地被调配到了本科，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马云上了大学后，由于他的英语基础好，学起来很轻松，为了打发空闲的时光，他便进了校学生会，而且后来还当了学生会主席，直至坐到杭州市学联主席的位置。

马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外语，是他的同届同学中惟一分到大学任教的本科生。一家与外商有合作项目的中国公司找到马云，聘他为翻译到美国帮助收账。正是这次美国之行，再次改变了马云的人生之路。美国之行让马云认识了互联网。回国之后，经过慎重考虑，他毅然辞掉了人人敬慕的大学教师的职务，借了2000美元，开办了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信息发布站“中国黄页”。1999年，马云在自己家里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国内第一家为全世界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

马云成才靠偏科，成为杰出人才也是靠偏科。马云偏科成才不是孤例，不是特例，国内外类似马云这样成才的人数不胜数。

偏科生在选优教育阶段，通过考试选拔，一般来说会被淘汰掉。但在普及教育阶段，偏科生都能上到高中毕业。要认识到，在普及高中段教育的情况下，初中生、高中生偏科是正常现象。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所以偏科也是非常普遍的。因材施教的原因就在于学生大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优势成才是规律。关注强项、重视强项，就形成强项偏科，强项偏科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学科优势是杰出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

偏科生在目前的考试机制下是非常吃亏的，但很多偏科生在某些课程上有非常强悍的天赋，如果能够给他们机会，未来在某些领域他们会比一般人走得更快更远。

对于偏科生，一方面要提早帮助，提早指导，提早进行转化；另一方面，高考制度应改革，对于偏科生要给出路、给政策，不能埋没人才。

三、重视“六类学生群体”的转化与学生指导

（一）“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已经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软基和软肋。

“六类学生群体”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全面普及全面提高阶段的常态成长，小学阶段开始显现，初中阶段爆发式增长，高中阶段分化型持续延伸。

我们如何看待基础教育“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现象呢？

第一，“六类学生群体”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这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教育大国，在激烈的升学、就业竞争环境下产生的教育现象，是特有国情的条件下产生的教育现象。

第二，包括“被歧偏科生”在内的“六类学生群体”是一种教育病态，是基础教育发展不健康、不正常的病态现象。

第三，“六类学生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是应试教育的衍生物。应试教育的长期存在，是因为人民群众及其子女接受更多更好教育机会的需求与国家社会提供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造成的。伴随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段教育、高等教育的全面普及，应试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已经荡然无存。但应试教育思想、应试教育制度、应试教育体制得不到根本改变，将使“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日趋严重。

第四，“六类学生群体”的存在已经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点、难点之一。在基础教育进入全面普及阶段，事业发展、规模扩张不再是主要矛盾，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而“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已经成为影响教育质量提高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违法犯罪生”、“霸凌生”、“学困生”、“被歧视偏科生”、“焦虑抑郁生”、“近视生”等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存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六类学生群体”的常态成长，广泛存在于基础教育领域。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六类学生群体”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础就会出现损毁坍塌现象。因此，需要从整体上、战略上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六类学生群体”的国家战略措施。

（二）建设教育强国，要把解决“六类特殊学生群体”常态化作为重点难点问题。

今年9月9日，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清晰擘画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图景。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培养的国民素质要强，培养的人才要强。但“六类特殊学生群体”的数量之巨、规模之大、比例之高、危害之深，都是难以估量的。“六类特殊学生群体”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的痼疾，他与应试教育痼疾紧密相连，互为因果。教育强国建设一定要质量实、质量高，“六类特殊学生群体”不解决，任其发展，乃至熟视无睹，教育强国建设的步伐、进度和质量都要大打折扣。要从根本上解决六种特殊学生群体问题，涉及我国教育思想、教育体系、教育体制、义务教育年限和层级、教学组织形式、高考和中考制度、高中阶段教育结构等一系列问题，这要靠国家层面的一系列改革。在现有教育体系、教育制度的框架下，应采取以下对策，减少六种特殊学生群体，最大限度地将其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三）按照“长善救失扬长带短”发展指导方针，对六类学生进行个别化发展指导。

在15年教育全面普及的新形势下，2022年义务教育在校生1.38亿人，高中阶段4370万人，合计1.87亿在校生，如六类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40%的话，就会有7500万学生需要进行发展指导。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如何对待这些学生，这是摆在学校校长、老师面前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要有一个基本信念，对每一个学生都不能放弃。后进生同样具有进取心，自尊心，渴望进步。他们由于各种因素而导致了成绩差。作为教师，应具体学生具体分析，逐个解决。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学生对教师的尊重信任源自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信任。

对“学困生”来说，要强化“长善救失”。《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意为：教书的人，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并且能引导学生纠正自己的失误过错。《礼记学记》原文：“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生有四种过失，当老师的一定要知道。人们的学习，有的错在贪多，急于求成，专找捷径；有的错在求少，畏首畏尾，遇难即止；有的错在认为知识太简单，有的错在学知识半途而废。这四种过失产生的原因，心理状态是不同的。知道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这样以后才能补救他们的过失。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扬他们的长处，并且补救他们的过失。

构建“长善教育”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大量实践表明，长善容易就失难。过度强调就失，会让学生失去信心，容易引起反感。因此，要把重点放在长善上，在引导长善的过程中慢慢就失。“长”指唤醒、激发，“善”指人的潜能、优点和特长。要围绕学生在立德树人、体艺育人、科学育人三大育人目标上，去唤醒、激发学生的潜能、优点和特长。在立德树人方面，要重点记录学生日常品行表现，包括爱国、遵法、守信、责任担当、志愿环保服务和其他文明行为等具体表现。

对偏科生来说，要强化“扬长代短”，优势发展。“偏科生”是中学生的重要群体。对于偏科生，要分析“正偏科”，还是“负偏科”。“正偏科”是指格外喜欢某门课程，长期积累会形成学科优势。对于“正偏科”不是批评，不是转化，而是鼓励和表扬、支持。人们成才是优势成才。学科优势是造就人才的重要基础。对于成人来说，要扬长避短。但对中小学生来说，不能“避短”，而是要“带短”。

所谓“杨长代短”，是指发挥优势学科的正迁移规律，即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产生积极的促进影响作用。

（四）推广石家庄天卉创新学校加强“潜力生”个别化指导的经验。

在对学生进行个别化指导方面，石家庄天卉创新学校的经验值得推广。这所学校是一个民办教育集团。办学者叫胡志民。他原来是承德市围场县一所乡办初中的教导主任。20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2003年回归教育，在围场农村举办了一所民办初中。2009年我去围场督导检查，发现了这个先进典型。我动员他到石家庄来办学。2012年他初到石家庄办初中，广告费花了1一百多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招了156个初一学生。这些学生都是基础最差的小学毕业生。胡志明校长办学有一个重要思想：尊重，从最后一名学生抓起。他办的重点班是最差的学生。经过四年，第二轮初中毕业生就在石家庄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短短几年成为石家庄市的热点初中校。承德市营子矿区政府把区办高中委托他来托办托管，石家庄一中和他联合举办石家庄西山高中，鹿泉区政府委托他托办托管一所乡办初中，全国著名的教育家魏书生在安徽办了一所民办初中，也委托胡志民托办托管。胡校长办的学校还是学习创新杜郎口办学模式的先进典型。2022年石家庄市大幅压缩民办初中。胡志民举办的民办初中停招，他就开始办普通高中，招收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又是石家庄市最差的初中毕业生。石家庄天卉学校门厅的大标语就是：尊重落地，从最后一名学生抓起。去年以来，我几次到这个学校考察，发现校长、主任办公室最醒目的是“潜力生”调度平台，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都有“潜力生”责任制。这些学生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日常行为规范差，某一学科成绩差。转化这些学生从转化行为习惯抓起，按照“长善救失扬长带短”发展指导方针，对学生进行个别化指导。

上边这个图片是校长辛天民的潜力生调度平台，教导主任、班主任都有自己的潜力生调度平台。他们把转化学困生、偏科生作为学校、学科、班级的重中之重，实行责任制管理。

如果我们的每一位校长、每一位教师都像石家庄天卉创新学校这样，“六种特殊学生群体”常态化问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

（五）积极支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四类学生群体的专业性发展指导。

在六类学生群体正在成为基础教育领域常态现象的情况下，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各类教育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家长应重视这一问题，狠抓这一问题。也需要大力支持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六类学生的专业化学生发展指导，要开展学生发展指导教师的专业培训，进行多方面研究试验。河北省创新教育学会决定将六类学生群体的发展指导作为重点工作。学生专业发展分会的建立，就是要大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分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恒智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责任心很有事业心的学生发展指导专家，希望分会成立后，取得多方面进展。

（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学会做人，自主发展优势成才。

1999年在全省推进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研究试验。后来，《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研究与实验》被批准为国家一般课题，2007年结题。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研究。

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以教基二〔2014〕4号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把“自主发展”界定为核心素养，即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自主发展成为国家倡导的三大核心素养之一。

自主学习学会做人。要把过去强调的自主学习以爱学、会学、乐学为目标，转到“学科三育人”上来，首先要自主学习人文学科，学会立德做人，做爱劳动乐助人的中国人；第二，要以生命健康为目标，自主学习体育与健康、心理、艺术等生命教育课程，做身心健康的生命人。第三，自主学习数学、科学等课程，努力提高科学素养，做有创新能力的人。

自主发展优势成才。优势成才是规律。对于自主发展来说，每个人的禀赋、资质、经历、环境不同，其未来发展也不同。对于高中生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优势，今后的人生发展规划，要从自身已经形成的学科优势、学科爱好出发。坚持优势发展，实现优势成才。